“今年初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总体呈现‘高产量、高成本、低价格、低效益’的‘两高两低’状态。”

“钢铁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再靠提高装备水平、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行业有为自律、有效调控产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更重要的新选择。”

“我国如此大的钢产量绝不能像日韩一样靠出口消化，政策上不允许，进口国也不允许。”

“龙头企业要率先垂范，不仅要落实囯家调控要求，完成各自任务，更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站在行业的角度谋大局，而不是满足于自己跑赢大盘，以维护各区域市场的良性运行，践行联合重组的本意和宗旨，带领行业齐心协力渡难关，相信最终也将是最大的赢家。”

今年初以来钢铁行业总体呈现“两高两低”状态

2023年是我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第一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转型升级的诸多阵痛，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骆铁军表示，今年初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呈现“高增长、低效益”局面。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5.2%，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为7.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8个百分点，在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前三季度，我国粗钢产量为7.95亿吨，同比增长1.7%；粗钢表观消费量为7.31亿吨，同比下降1.5%；钢材出口6682万吨，同比增长31.8%；折算粗钢净出口6400万吨，同比增长63.3%。

“钢铁增产大多数被出口消化了，但同时，钢材价格下跌了12%，钢协会员企业利润下降34.1%，利润率只有1.33%，企业亏损面达到近40%。”骆铁军表示，10月份企业亏损或许更大。

同时，前三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率仅为0.37%，在全国41大工业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三。钢铁行业总体呈现“高产量、高成本、低价格、低效益”的“两高两低”状态。

“不禁要问，对于钢产量的增加和钢铁工业较高的增加值，这样的运行态势能代表中国经济稳增长吗？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稳增长的期望值吗？”骆铁军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增长动能、增长质量发生明显变化，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同时，考虑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解决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继续一味追求两位数的快速发展已不现实。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我们既要看增长速度，更要看增长质量。”

钢铁行业要追求什么样的稳增长？

“目前，钢铁行业‘高增长、低效益’状态已延续一年有余，即便如此，我们仍未看到钢铁企业主动大范围减产，大家都寄希望于自己多生产摊薄成本，迫使其他企业先减产。”骆铁军认为钢铁行业陷入了“囚徒困境”，“不少企业也在低价竞争，造成恶性循环，形成了价格持续下跌、效益处于微利的局面。甚至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地方经济指标，给企业下达了增产指标。”

“这些现象导致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不亏损的企业可能也是减少了折旧或是非钢利润，甚至有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现金‘失血’，但为了保持今年的产量基数，还在努力维持生产。”在骆铁军看来，这种心态会严重影响钢铁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一方面，钢铁产量的增加消耗了大量煤炭和铁矿石，还增加了碳排放。近年来，我国钢产量保持在10亿吨级水平，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80%以上。近3年来，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均超过11亿吨，国内需求旺盛导致矿价难以下跌。

特别是今年初以来，钢材价格下跌、行业效益大幅回落，但由于生铁产量增长2.8%，铁矿石价格依然坚挺，甚至出现逆势上涨。“10月24日，国家宣布增发1万亿元国债，铁矿石价格随即连涨4.4美元/吨，利好全部被进口铁矿石吃掉了。”骆铁军说道。

另一方面，增加的钢铁产量很大一部分被出口消化。前三季度，我国钢材出口量同比增加1600万吨，增长32%，但出口均价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下跌，9月份出口均价降至814美元/吨，较今年初下降40%。骆铁军直言，我国钢材出口呈现“以价换量”的局面，甚至存在大量“买单出口”现象。

“出口产品结构中，普通产品大量增长，高端产品占比下降，这也引起了部分国外市场的反感。”骆铁军补充说，“今年贸易问题明显增多。从近期协会与东南亚各国钢协的交流发现，当地企业认为中国钢材大量低价出口冲击了当地市场。”

那么，钢铁行业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稳增长？骆铁军认为，钢铁行业稳增长首先要抛弃以规模为中心的传统经营观念，转向以效益为中心。钢铁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再靠提高装备水平、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世界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经证明，行业有为自律、有效调控产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更重要的新选择。”骆铁军说，“在这种大背景下，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有效。当然，国家要加强对那些违规产能、严重污染环境、靠苛扣职工工资的企业进行严格督查，这应是高质量发展的真正内涵。”一句话：钢铁行业稳增长是有效益的、可持续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增长，而不是数量的增长。企业要实现“有利润的收入、有现金的利润”，地方经济也要实现“有质量的发展、有效益的产值”，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只为扩大规模的盲目生产应该受到约束。

通过对比当前与2018年前三季度的原材料行业的实例运行数据，骆铁军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为原材料行业创造过中低增速、高效益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原材料行业虽然增加值低、产量增幅不大，但利润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高效益转变的迹象明显。骆铁军认为，这主要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游投资拉动、加强环保治理督查效果及资金供给总体适中的共同影响。

钢铁调控符合市场规律

骆铁军介绍，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数据后，有关人士分析了“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29.8%，拉动GDP增长1.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贡献率为负13.0%，拖累GDP下滑0.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第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94.8%。

“消费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是经济发展潜在增长的正常规律。”骆铁军认为，后工业化阶段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占主要地位。

“钢铁行业不是最终消费领域，其需求取决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增减。”他介绍，2022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为9.6亿吨，虽然仍处在10亿吨级水平，但较2020年下降约9000万吨，国内钢铁消费短短两年内下降近亿吨，这是行业必须认清的现实。

骆铁军认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房地产市场。从房地产市场看，2020年—2022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由22亿平方米降至12亿平方米，降幅为46%，今年全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或不到10亿平方米。他预计，未来两三年内，房地产市场仍将面临深度调整。

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2011年—2020年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年—2035年期间，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量与2011年—2020年大体一致，这预示着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将减弱。

从制造业来看，以往中国制造业对外依赖度较大，随着西方实施脱钩断链政策，不利于制造业出口。“在分析今年经济增长乏力时，不少人把需求不足作为原因之一，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如此高的钢产量，既使考虑出口，在国内的消费也足够大了。大家感受到的需求不足，实际上是用钢量占30%以上的房地产消费一直在下降，总的消费并不低。”骆铁军表示，“在下游需求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出现峰值，我国如此大的钢产量绝不能像日韩一样靠出口消化，政策上不允许，进口国也不允许。”

“必须承认，当前，钢材市场不可能再像2008年或2015年后那样迎来新一轮上升走势。在房地产市场震荡下行的大趋势下，粗钢产量难以再创新高。”骆铁军强调，如果不进行有效的产量控制，行业再不自律，钢铁行业就可能持续在微利边缘徘徊。

为此，骆铁军提出，钢铁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行业增加值的增长与企业效益相悖，有悖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他表示，钢铁企业要加强自律，遵循“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以供需平衡为原则”的自律生产方式，按照“三定三不要”经营原则，减少无效供给，主动减产，杜绝恶性竞争，坚持“有订单的生产、有利润的收入、有现金的利润”，坚决反对低价竞争，真正做到“低于成本不销售”，追求“有质量的经营、有效益的发展”。

骆铁军强调，尤其是龙头企业要率先垂范，不仅要落实囯家调控要求，完成各自任务，还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站在行业的角度谋大局，而不是满足于自己跑赢大盘，以维护各区域市场的良性运行，践行联合重组的本意和宗旨，带领行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目前，钢铁行业正在积极探索可实施、可操作的产能治理新机制。控产量要两手抓，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骆铁军表示，过去实践证明，钢铁调控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钢铁产量调控不理想，可能会直接导致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行业效益下滑，保供稳价任务将更加艰巨，这不符合稳增长的要求。

骆铁军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将已经出台的钢铁调控政策强化落地，引导市场预期，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