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发现钢材需求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超常态的含钢工业品出口增长来拉动的，但这是一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选择的非常规发展模式。要明确的是，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将回归常态，钢铁行业随之也要回归常态发展。”7月29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首席经济分析师李拥军在钢协第六届会员大会二次会议上指出。

会上，李拥军用新的分析方法，从钢材供应领域入手，结合GDP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多角度对上半年钢材需求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上半年建筑用钢、制造用钢的超常态增长将面临调整，钢铁产业链的产出结构、价值分配结构也将进行深度调整与优化。

超常态发展模式下钢材需求增长

“我们的钢材主要供应3个领域：一是制造直接用钢，其含钢工业品主要用于社会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二是建筑直接用钢；三是钢材出口。”李拥军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要对钢材应用领域做区分，一是在于明确何种需求是拉动钢材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明确钢材需求增长的动力及性质是什么，三是明确各类钢材需求增量的持续周期，四是明确钢材需求总量及节拍的调整如何倒逼产业链调整。

2020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含钢工业品出口增长拉动了钢材需求增长。“通过分析GDP增长趋势，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之前，GDP增速走势与粗钢产量增速、钢材产量增速相关性较弱，但从2020年开始，GDP增速与粗钢产量增速、钢材产量增速在走势上高度一致，表明中国钢铁以强大且丰富的产能强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李拥军说。但这种支撑作用是否是阶段性的、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2021年上半年，与建筑用钢高度相关的建筑及安装工程投资较2019年同期增长13.13%；两年平均增速为6.36%，已经高于2018年、2019年同期增速，表明建筑用钢在这两年有了实质性增长。

从GDP核算的支出法角度看，资本形成总额与净出口的增量规模超常态。“钢铁行业生产的含钢工业品用到哪里去了？鉴于出口交货值增量与工业GDP增量的比值为50%左右，可初步判定工业GDP增量的50%都用于出口。”李拥军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这些产品产量都集中在钢铁下游行业，则意味着含钢工业品50%左右的增产量用于出口。

“钢铁下游行业近两年超常态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要回归常态。”李拥军认为，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要稳定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筑用钢、制造用钢的超常态增长面临调整

“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2019年同期增长8.98%，表明我国社会消费基本恢复正常，同时在疫情应对的过程中许多新型消费业态正在形成，再加上‘双碳’目标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具备了调整的前提条件。”李拥军说。这也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建筑用钢和制造用钢的超常态增长趋势面临适度调整。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后，我们发现，我国建筑施工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存量建筑项目进度的提升和新建项目的快速落地，本质上就是建筑用钢需求的提前释放。”李拥军说。这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将在未来面临着投资项目储备是否充沛的问题。

2021年上半年，拉动我国工业GDP增长的多数工业行业基本都是钢铁下游行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工业增长主要由钢铁行业及其下游制造行业所拉动。”李拥军指出。

李拥军介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工具购置费用增速连续3年下降，虽然不影响建筑直接用钢，但是影响装备制造用钢。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装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较弱，来自固定资产投资的装备用钢量是下降的。“但通过分析今年上半年各个制造行业增加值数据，我们发现，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大幅增长，且近两年的复合增速均为近8年中的较高值，这与投资中的设备及器具购置费用下降不相吻合，反向证明有更多的含钢工业品用于出口。

李拥军同时指出，我国含钢工业品出口量增长，是由于除中国外的跨国供应链、产业链存在多处断点，从而导致与之相关的产品订单集中到中国。国外货币超发是支持国外订单大幅增长的基础，本质是部分国家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货币宽松刺激需求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如果部分国家消费需求增长与制造能力短缺相对应，短期内会形成进口量的“爆增”；长期看，则刺激本国制造业复苏。鉴于上半年世界主要产钢国的粗钢产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国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逐步恢复，与之相对应，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钢铁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处于景气度以下（低于50%），制造业含钢工业品出口及钢材出口预期趋弱。

“如果国内钢铁产业链形成出口导向的局部小循环体系，不仅会使国内钢铁产业链自身生产及销售凸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也会使制造业及国内经济在产业结构上凸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他特别指出：“因此，要防患于未然，控制产量、适当减产、深耕国内市场、支撑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或许是钢铁产业链规避风险的最优选项。”

建筑用钢、制造用钢需求增量将适度回落

总的来看，首先是今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复苏，与非民间投资形成了轮替，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及投资节拍将回归常态。季节性因素、信贷政策的调整、地方债券政策的调整、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建筑材料价格的影响、GDP增长压力的缓解等因素将有利于建筑业施工量强度回归常态，建筑用钢需求增量也将适度回落。

其次是钢铁及其主要下游制造行业支持了整个工业GDP的增长，且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钢铁下游制造行业出现超常态增长。但从工业经济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少数制造行业的超常态增长必然要回归常态化增长，未来个别用钢行业将回归至常态化波动。

同时，PPI（生产价格指数）产业结构性差异已经出现，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上游产业成为拉动PPI增长的主要力量。PPI上涨结构存在产业差异性，反映出工业产业结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国家从保持经济均衡发展的角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拉动居民消费品生产行业产量与效益的增长，即工业发展结构有可能出现产业“轮替”现象。因此，如无大的意外，制造用钢需求增量未来将适度回落。

最后，李拥军表示，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基础在持续稳固，经济结构具备优化调整的基础。实现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将是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因此，钢铁产业链的产出结构、价值分配结构也将进行深度调整与优化。”他说。